1949年2月，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隆重的进城典礼。随着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北平街道上，全城百姓、学生和工人们都涌上街头，挥舞着彩旗，大声欢呼，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。

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："傅冬菊为守护北平这座历史名城、保护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两百万百姓的安全，以及推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，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劳。"

1947年，蒋介石命令组建华北“剿匪”总指挥部，任命傅作义为最高指挥官，全面掌控华北地区的军事、行政、财政和文化事务。然而，傅作义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：东北野战军即将进入华北，他的部队因淮海战役的牵制，南下撤退困难重重，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战略据点正不断缩减。

面对华北地区的严峻局面，蒋介石和傅作义都在琢磨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是撤退还是继续固守？那时两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，谁也不敢轻易下决定。

济南一战打完后，华北的国民党部队和南边的国民党部队完全断了联系，傅作义必须马上拿个主意。蒋介石之前建议傅作义把福建当作大后方，可傅作义还在琢磨，他在华北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这个小团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

沈阳陷落后，蒋介石主张傅作义带领所有部队向南撤退，放弃华北地区。然而，傅作义深知蒋介石惯于打压非嫡系势力，如果自己带着部队南下，蒋介石肯定会迅速控制住他的军队。

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，蒋介石询问华北局势时，傅作义明确表示：“守住华北才能掌控全局，退到江南只是苟且偷生。”这句“苟且偷生”戳中了蒋介石的痛处，因为历史上偏安江南的政权都难逃失败命运。于是，蒋介石立刻下令，让傅作义暂时坚守北平、天津两地。

傅作义那时候心里很清楚，蒋介石不得人心，共产党肯定能打赢这场仗。所以，他开始琢磨着怎么跟共产党拉近关系。

傅作义从张家口搬到北平时，身边只有工作人员，没有家人。为了打发寂寞，他把大女儿冬菊接到身边。这样既能让女儿生活有人照顾，自己也能有个说话的对象，不用整天忙着工作；同时，他也想听听家人的意见。

那时傅冬菊在天津《大公报》当记者，常常在报纸的副刊部分发表一些带有进步思想的文章。傅作义察觉到女儿可能受到共产党的思想感染，就建议她到国外去读书深造，还特意请胡适帮她办好了出国手续。但傅冬菊坚决不同意，她反过来劝说父亲，认为留在国内同样能为国家贡献不少力量。

傅作义看着女儿能自己拿主意，心里挺高兴，也就不再强求她什么。至于女儿是不是共产党，他也不好直接问，只是悄悄嘱咐身边的警卫副官，等女儿来的时候，记得把桌上的文件收好，别让她随便翻看。

傅冬菊到了北京后，自己一个人住在中南海居仁堂的里间，傅作义和警卫副官则睡在外间，生怕女儿随意进出，跟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接触。有一回，傅冬菊劝父亲别再参与内战，傅作义对女儿说，他也是没办法，如果他不打别人，别人就会来打他。

没过多久，傅作义和女儿悄悄商量起与共产党暗中联络的事。傅冬菊对父亲说，她有个同学和共产党有关系，这人非常可靠。于是，在北平谈判开始前，傅作义让女儿把一封求和电报转交给地下党。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中共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只打了五次电话约傅冬菊单独见面，可每次都没见着人。

傅作义对年轻人的表现感到十分不满，认为他们做事不够稳妥。他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得亲自安排人出城，去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。

北平和平谈判启动后，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能够迅速掌握傅作义的心理变化，便于在谈判中灵活应对，这其中傅冬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北平刚解放，几名地下党员找到傅冬菊，递给她一份入党申请表，说填完就能成为党员。没想到傅冬菊笑着告诉大家，她其实在1947年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。

傅冬菊在北平的工作结束后，回到了天津，改名为“傅冬”，继续在报社任职。随后，她随南下的部队担任战地记者，辗转到了昆明，并有机会见到了邓小平。1951年，陈赓将她带到了北京，计划派她前往朝鲜战场担任翻译。然而，帅孟奇见到傅冬后，认为前线的工作对她来说不太合适，于是安排她留在了人民日报社。

傅冬长期在人民日报担任记者，从事新闻报道。改革开放后，他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多年，之后定居北京。晚年时，傅冬生活简朴，把积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。2007年，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